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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全民公敌》等窃听题材电影的背后反映的是诸如“隐私”、“自由”、“阶级”等更为重要的问题,电影通过其俗套的叙事方式,让大家觉得自由主义一定会战胜集权,事实上这不过是在转移问题的焦点,把事关所有当下窃听事件的最重要的问题,转移到自由主义对抗专制主义这样一个二元对立之上。它所要达到的目的,就是要不断地复制自由主义的神话。


感谢作者李玥阳授权文艺批评发表!











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


李玥阳


窃听题材电影与当代自由想象


《安全与保密法》,这部影片事实上是在影射1978年以来美国政府不断推进干涉公民隐私的法案,也就是号称能保卫国家安全的法案。




  《全民公敌》的叙事方式值得研究。窃听的危险以及人们对窃听的焦虑在电影中一直是存在的,《全民公敌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?它使用了一个特别老套的戏码,这就是小人物最终会战胜强权,自由主义会战胜保守的集权势力。悖论的是,这种自由主义神话一定要想象出比邪恶的强权更强权的正义力量,通过这种更强权的正义力量来确保所谓自由的实施。


  在《全民公敌》里,虽然主管是坏蛋,但国家安全局局长却是好人。与其说这样一个俗套是有效抚慰了大家,让大家觉得自由主义的力量一定会战胜集权,不如说是在转移问题的焦点,把事关所有当下窃听事件的最重要的问题,转移到自由主义对抗专制主义这样一个二元对立之上。它所要达到的目的,就就是要不断地复制自由主义的神话。




  事实上,《全民公敌》在很多地方已经显示出问题背后更重要的东西:一个是种族,一个是阶级,当然可能还有性别。比如说在这部电影当中,主人公是由威尔·史密斯扮演的一个黑人形象,黑人形象可能指代黑人、美国少数族裔或第三世界的人。这个电影不断涉及等级秩序,比如说威尔·史密斯是一个劳工律师,他还没有被追杀的时候一直在讨论一个关于劳工的案件,工会主席被资本家收买以后就对工人暴力执法,这是劳资矛盾,是阶级问题。


同时威尔·史密斯还遇到一个白人,这个白人跟他一起被窃听,白人一出现就不那么被动了。作为一个父亲的形象,威尔·史密斯不断要向这个白人证明自己有保证自己隐私和自由的能力。这个电影中的等级表达,向我们提示了和“棱镜门”事件相同的逻辑: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?隐私究竟是谁的隐私?当谁的自由和隐私受到侵犯的时候,这个事件才被作为一个自由和隐私的问题来讨论?


  我看《窃听风暴》时一直有一个困惑,这样一部歪曲东德生活的电影是怎么被东德人接受的?东德人难道不抗议么?看了一些材料才明白,问题不是抗议不抗议,不是东德能不能接受这种歪曲,而是在两德合并以后这是第一次正面去表述东德,东德人觉得终于能说自己的历史了,这已经非常不错了。在两德统一后,东德历史一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。






电影《窃听风暴》

  

有一个例证,《窃听风暴》的男主角去世前在一次采访中非常愤怒地爆料,他的妻子曾经在长达十几年的婚姻中对他进行监控。这个婚姻已经结束十几年了,又被重提并闹上法庭,男演员从东德博物馆、档案馆调取了250页监听记录,以证明妻子对他的窃听。他的妻子很愤怒、伤心,在2006年病死了,接着2007年这个男演员也去世了。当时正是《窃听风暴》风靡之时,但德国所有杂志对此事都保持沉默。


从这个小的事件可以看出东、西德社会的紧张,已经合并十几年了还是存在内在的分裂。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去表述东德呢?以前东德一直以一个特殊的方式被表述,2001年第一部反映东德的电影叫《柏林生活》,讲述一个人进了监狱出来后两德合并了,他是怎么去适应西德生活的,通过这种侧面的表述反映东德。


2003年的《再见列宁》,则是戏谑、玩笑、戏剧式的表述,对于斯塔西、对于东德国家安全局,也是以滑稽可笑的蠢货形象来呈现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出现的《窃听风暴》,第一次打破了旧的方式,比较直面地呈现东德的生活,很多学者因此对之特别赞赏。




  电影之所以在德国那么火爆,很大的原因在于德国当时出现了东德怀旧潮。《再见列宁》就是一部怀旧电影,我们在其中看到泛黄的画面,一个美丽的东德家庭在画面前非常温暖,开玩笑、游玩。在这部电影中,出现了很多东德的品牌、电视节目、小黄瓜、小汽车、咖啡等。


  2006年,德国建成了东德博物馆,把人们捐献的老物件摆在里面供人怀旧,而且街头出现了卖东德老货的摊子。《窃听风暴》对斯塔西的讲述也构成了东德观众怀旧的一部分。


  另外,导演在电影中的表述是特别复杂的,呈现的情感结构不像后冷战主流叙述那么简单,是一种复杂、纠缠的心态。一方面要把东德描述成一个冷酷无情的、机器般的、监狱一样的世界;另一方面,影片的结尾,那个艺术家在两德合并后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作品,这时候有一个对话:现在德国有什么好呢?没有目标可以依循,没有标的可以反抗。


  在结尾处,这个艺术家重新提笔,写了一本书,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窃听者。就是说,他最后一次创作激情的来源依然是东德,最后一部作品甚至是向东德秘密警察中的一员致敬的。可见,这部电影反映了后冷战时期东德人不能用单一价值观再表述的东西。


本文转载自公众号“媒介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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