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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  magasa

「德国电影不能没有洛特·艾斯纳,」维纳·赫尔佐格说。


洛特·艾斯纳

何止德国电影,艾斯纳是全世界迷影人心中的一盏灯,也是我心目中最最美丽的电影女神。

可能你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,她不是演员,不是导演,没有拍过任何一部影片,她只是一个电影的文化工作者,写过几本书,一些文章,然后保护了一些电影文物和拷贝。

但是在法国和德国——当然其实不限于这两个国家,只不过艾斯纳的事迹主要发生在这两个地方——她是很多人的精神偶像,她做的那些「小事」,是关于电影最生死攸关的大事。

为什么这么说?

下面是她的故事。

洛特·艾斯纳1896年出生在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,她学业出色,拥有考古学和艺术史博士学位,论文写的是希腊花瓶图案的构图演变史,某种意义上,这属于对电影史前史的研究。

艾斯纳精通多种语言,除了英法德意西等欧洲主流语言外,还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,这种能力对她后来的写作生涯有很大帮助。

艾斯纳先是对戏剧发生了浓厚兴趣,1921年,她认识了比她小两岁的布莱希特,两人结为挚友,之后又接触了当时如日中天的表现主义戏剧大师马克斯·莱因哈特,深受其华丽风格的影响。

她还与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有过短暂的交流,在他的影响下,艾斯纳对共产主义运动抱着很深的同情。

同时期,她开始为报刊杂志撰写戏剧评论,那时她对电影的兴趣不高,认为那只是和杂耍一样的东西,直到有一天她应邀参观工作中的电影剧组,发现这是一种全新的艺术。

通过观摩茂瑙的《最卑贱的人》及其他一些影片,艾斯纳慢慢学会了如何品鉴电影的魅力。


《最卑贱的人》

后来艾斯纳参加了弗里茨·朗的《大都会》和G.W.帕布斯特的《堕落少女日记》的拍摄,她完全被片厂的氛围迷住了,一有空就跑去问东问西,请摄影师和电工讲解电影制作的原理,她对置景特别感兴趣,因为她觉得这是一部电影独特氛围的来源。

这或许解释了后来在为法国电影资料馆工作时,艾斯纳为何大力搜集各种设计草图和道具模型吧。

艾斯纳成为了当时德国第一位女影评人,因为她卓越的外语能力,常被派遣采访外国明星,在柏林媒体圈一时风头无两。可惜好景不长,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德国夺取政权,身为犹太人的艾斯纳立刻处于极度危险中。

1933年3月,在好友布莱希特逃亡之后一个月,艾斯纳乘火车离开了德国,她的目标是巴黎的妹妹家。艾斯纳在巴黎先后从事一些零散的工作,很快开始以法语发表文章。

她为弗里茨·朗的近作《马布斯博士的遗嘱》辩护,这部影片当时在德国已被封禁。


《马布斯博士的遗嘱》

某天艾斯纳在报纸上无意读到一则小报道,说巴黎有两个年轻人在想办法保存无声电影,她就找上门去了。

这两个年轻人,一个是亨利·朗格卢瓦,一个是乔治·弗朗叙,他们正试图建立一家电影资料馆,用于保存旧的电影拷贝,这在欧洲是最新出现的事物。

艾斯纳告诉朗格卢瓦:「我非常喜爱无声片,我觉得有声片丢掉了无声片一些最美好的东西……」于是她加入了朗格卢瓦和弗朗叙的行列,一起寻找无人问津的无声电影拷贝。

艾斯纳比朗格卢瓦大十八岁,两人的关系是纯柏拉图式的朋友,这份友谊延续了四十多年,直到朗格卢瓦去世。

朗格卢瓦的热情感染着艾斯纳,他让她相信,如果再不采取行动,很多电影珍宝将会消失。艾斯纳特别用心地收集德国魏玛时期一切电影档案,到了战后,巴黎的法国电影资料馆拥有许多德国电影的唯一拷贝。

艾斯纳还协助朗格卢瓦建立了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组织,这对协调全世界范围内的电影档案保护工作意义重大。

1937年,朗格卢瓦和弗朗叙办了一份杂志,艾斯纳为创刊号写了篇关于帕布斯特的文章,弗朗叙写的是弗里茨·朗的电影风格。

除了写稿之外,艾斯纳帮助法国电影资料馆整理朗格卢瓦从各处收集来的剧照、剧本、戏服等各种物品,他们的梦想是创办一家电影博物馆。

二战的爆发打断了这几位电影收藏家夜以继日的工作,德军很快占领了法国,艾斯纳没能逃走,她被投入集中营,然后设法逃走了。

她想投奔妹妹一家,但却人去楼空,她身上没有钱,勉强和朋友凑合过了一段时间,又被德国人找到藏身地,她只好四处躲藏。

危急中收到朗格卢瓦的来信劝她去尼斯,说那边都是意大利人,艾斯纳觉得大城市不妥,想去找个小地方躲起来,于是朗格卢瓦又替她想了个主意。

他告诉艾斯纳,他曾在一位女士家中藏了一批紧要的拷贝,主要是苏联电影,还有特别犯禁的卓别林电影《大独裁者》。


《大独裁者》

这位女士在抵抗势力和纳粹两边都吃得开,艾斯纳可以去投奔,顺便看看那些装在锈铁罐中的胶片是否平安,在她逗留的日子里可以顺便整理电影拷贝,对外就说是德国片。

艾斯纳去了。因为拷贝是易燃的硝酸片基,大冬天她也不敢生火取暖,储藏室只有老鼠为伴,那些锈铁罐磨坏了她的指甲,但她欣喜地发现,装在里面的影片几乎都完好无损,她往胶片盒上贴假的标签,以冒充德国影片。

那段时期艾斯纳还在一所女子学校干了半年厨师,每天为八十几个人煮大锅饭。后来她离开了那里,打算冒险乘火车去投奔电影史学家乔治·萨杜尔的姑妈,她把一枚祖传的戒指托朗格卢瓦卖掉,换了点钱。

这时另外一位好心的朋友愿意收留艾斯纳,于是她转投这位朋友。住了一段时间后,她遇到一个新的问题。因为她的假身份证上写的年龄偏小,纳粹有可能征用她去工作,那将十分危险。

于是她再度请朗格卢瓦帮忙,朗格卢瓦辗转托朋友搞来印有维希伪政权文化部的信笺,开了封公函,说她为法国电影资料馆工作,才保全了艾斯纳。

在逃难期间,不管多么艰难、危险,朗格卢瓦一直和艾斯纳保持着联系,向她通报外界的信息,并告知电影资料馆的工作从未停顿。

好不容易捱到战争结束,朗格卢瓦第一时间赶来接走了艾斯纳,他告诉她:「亲爱的,法国电影资料馆才是你真正该呆的地方,欢迎回家!」

二战结束后是法国电影资料馆发展的黄金时期,艾斯纳拼命地工作企图弥补失去的时间。但尽管两人是生死之交,和朗格卢瓦合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朗格卢瓦天性过于随便,脾气急躁,常常心不在焉,又不分轻重,很多拷贝收过来因为照管不善被毁掉也是事实,时常让严格、敬业的艾斯纳十分恼怒。两人三天两头吵架,再重归于好。

艾斯纳自1933年逃难之后一直定居在法国,但她从未忘记自己的祖国,她的学术、档案工作很大程度上还是围绕德国电影展开。1952年,艾斯纳加入了法国国籍,并采用了战时避难用的假名——路易丝·艾斯科菲尔。

战后艾斯纳迅速和以前的德国老朋友恢复了联系,包括避居美国的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·克拉考尔。

克拉考尔当时正在整理他分析魏玛德国民众心理的巨著《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:德国电影心理史》,也许是因为学术观点有差异,两人又很快反目,数年后,艾斯纳出版了自己的魏玛电影研究专著《闹鬼的银幕:德国电影中的表现主义及马克斯·莱因哈特的影响》,对二十年代的德国电影提出了不同的理解。

晚年的艾斯纳和朗格卢瓦继续为建立电影博物馆而努力。1964年,两人一起拜访了德国著名设计师沃尔特·舒尔茨-米滕多夫,米滕多夫是电影《大都会》中那个著名的女机器人的设计者。

艾斯纳希望他再次出手,重新制作一个机器人。米滕多夫应允了,这个新的机器人看上去和电影里的一模一样,花了艾斯纳5600德国马克,如今依然陈列在法国电影资料馆,已是镇馆之宝。

1968年的朗格卢瓦免职事件延缓了博物馆的筹备,直到新的文化部长上任,许诺给他们一片地盘。艾斯纳和朗格卢瓦给许多好莱坞明星写信,征募他们的赞助。1972年6月,电影博物馆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开幕了,这成为当年法国文化界的一件盛事。

长年的辛勤工作损耗了艾斯纳的健康,1974年她病倒了。这个消息传回德国,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「新德国电影」导演均发出热情回应。

尤其是维纳·赫尔佐格,他坚持从慕尼黑步行到巴黎看望艾斯纳,他相信唯有这样才能令她康复。结果赫尔佐格还未走到医院时,艾斯纳已经出院了,他说这就是天主教所谓「得救的确据」。

艾斯纳后半生回德国的次数不多,但从她的工作可以看出,她千方百计地想在巴黎复制柏林,为此她搜集了海量的德国电影文物,至少在她亲手建立的电影博物馆的一角,她梦中的那个二十年代柏林的确复活了。

艾斯纳于1983年去世,次年文德斯将刚完成的作品《德州巴黎》题献给了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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